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

　　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

　　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

　　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去寻找思想武器。

　　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

　　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

　　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表示要同它拼命。

　　司马光的喽罗吕诲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

　　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

　　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

　　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

　　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

　　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

　　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

　　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严重局面。

　　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

　　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

　　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夺富民之利”，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

　　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

　　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

　　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

　　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

　　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

　　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

　　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

　　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

　　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

　　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的大奸大恶。

　　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

　　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

　　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

　　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

　　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

　　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

　　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

　　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